“先别回北京”
1月30日晚上8点左右，来到北京市正北方向的东三旗村，该村隶属于昌平区北七家镇，往南不到两公里就是“天通苑”社区。作为北京市著名的外来务工者聚居地，两者容纳了北京近70万常住人口。
回南路将东三旗村劈成地理上相对独立的两个区域，路两侧共有4对正门，除此之外的侧门和小门，因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，全都被临时锁了起来，只余正门供居民出入。
东三旗村委会门口(100元 摄)
其中一个正门口，有七八位戴着红袖章和口罩的工作人员，各有分工，岗亭里可以量体温、登记身份信息，右侧临时加设了一张条案，也用于登记。拖着拉杆箱的年轻人，是重点排查对象，除了身份证，还需出示火车票，以证明自己的出发地城市。其中到此巡逻的村委会成员告诉我，除此之外，还得打电话让房东来领人，“如果房东不愿担责任，那也不能让他们进去”。如果来者与湖北有关，“直接打120拉走去医院”，不过目前为止，尚未出现类似情况。
走到另一个大门口时，赶上值班人员的松懈时刻，测了体温后就混了进去。门内华欣超市的杨老板告诉本刊记者，他今年没回老家，守着他的超市和十几个空房间。不过房客们都回乡过年了，前几天，他挨个儿打电话给他们，转告村委的通知，“先别回北京”。东三旗这一片多有类似民房，出租给外来务工者，月租在1千左右(20平米左右厨卫兼备的独立房间)。另一位叶姓房东告诉本刊记者，他管理着上百个房间，其中七八十间的房客回乡了，应村委会要求，他也早已经将暂缓回京的通知转达了出去。
杨老板说，他看到的情况是，1月30日上午还是“不让进”，到了傍晚“松快了，放进来一些”，前几天，被放进社区的外来务工者数量也不多。9点半左右，本刊记者离开之前，又在回南路上看到一位拉着行李箱匆匆而行的小伙子，他说自己刚从山东回来，被挡在门外，村委告诉他“晚了5分钟”。具体“比什么标准”晚了这珍贵的5分钟，他不得而知。
1月31日，北京市政府发文称，“除必需行业外，各企业2月10日上班”，将迫在眉睫的返京大潮又往后推迟一个礼拜。只不过，这个文件仍然为企业要求员工返京弹性工作留有余地。已经回京的上班族，已有不少人已经在外流浪数日。陆续有北七家等地的房客被租住小区拒之门外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这些小区当中的大多数都由村委会管理，这类强调“村民自治”的小区，自认为在社区管理层面有较大的自由度。他们对房客提出了要求，“自行在外隔离14天”，“14天后出示三甲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”。
就在我探访东三旗村的这天晚上，“80后”柴萌与她家人正在几公里外的东二旗新村门口，被村委会拒之门外。她告诉本刊记者，他们连续开了1200多公里，从哈尔滨开回北京，没想到会回不了在北京的家。
以下是柴萌的讲述。
新冠肺炎制造的“北漂”
1月23日，我们从北京出发回我老家哈尔滨。走之前也犹豫，疫情新闻我每天都在关注，钟南山院士教的抗肺炎方法也记在心里。所以我想着，那就自驾回去，安全性强过飞机和火车。我奶奶身体不好，我得回去看她;必须回乡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女儿，她才4岁。孩子出生不久，为了工作，不得不把她送回老家，请我妈妈带。作为孙辈，作为女儿，作为母亲，我都需要回乡。
1月29号，我们就又出发回北京了。之前房东打来电话，询问我和家人的身份信息，还问我们在哪里过年，当时也没说不让回。我们这个小区叫东二旗新村，是个回迁小区，我们已经在这里租住了两年，两居室，房租4千一个月，过年的时候刚转给房东三个月1万2的房租。
我们到东二旗新村的时候，是下午6点，天已经黑了。门口有人给我们测体温，登记信息，然后告诉我们，不能进。他们的原话是，“自行隔离14天，然后出具三甲医院的健康证明”，这样才能放我们进去。
一开始我们还跟他们辩解，能不能好歹让我们回去，保证自我隔离。但是小区管理者口气很硬，坚决不同意，说他们要为东二旗新村1千多村民负责，“大家都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请你们理解”，疫情时期需要特殊政策，其实我挺能理解。但挺讽刺的地方是，我们在小区门口一直等到将近12点，看到小区村民进进出出，也有不戴口罩的，还有随地吐痰的，你知道他们开车去了什么地方，有没有带着病毒回来?如果不知道，这种隔离是否有意义?而我们从哈尔滨回北京，为何就不能回小区了呢?后来我气极而笑，跟我家人开玩笑说，难道肺炎病毒还会认人，专盯我们这些外来人口?
等在小区门口的这个晚上，我们一共碰到三户同病相怜的人。一对是唐山回来的母子，我看那位妈妈抱着孩子，争辩不过，气得扭头就走;还有两户，都是从内蒙回来，都拖家带口，交涉失败后，也走掉了。只有我们还抱着希望多等了几个小时。
我们也打了110。接电话的同志给我们一个这边片区派出所的电话。这个电话打过去，对方也表示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熬到12点多，我们只得撤了，找了个快捷酒店对付了一晚。
不过酒店说，过了今晚他们就停止营业了，这意味着明天我们又得接着游荡，没想到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，需要为下一晚住在哪里而焦虑。我一直挺喜欢北京这座城市，我在这里读大学，工作，成家，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报警。也是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像是流浪狗，这一天一夜，东奔西跑，担心肺炎疫情，担心自己的安全，也担心工作，还有房贷和车贷，想起了很久以前的“北漂”心情。
东三旗附近的旅馆，前台说：他们已经停止接受客人了
第二天上午，我们又回到东二旗新村，一是想碰碰运气，二是想回去拿点生活用品。我甚至跟村委说，把我罩起来，或者给我消个毒，只是放我进去一下，很快就出来。他们回答我说，“进去一分钟和一天，是一样的效果”。他们还强调，村里可以自治，他们这样做没有错。最后我们只好把钥匙给房东，让他去家里帮着拿了一点东西出来。
今天我看到一条新闻，说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，在(北京市新冠肺炎防控的)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“不是确诊肺炎病例，没有明显发烧咳嗽等，应让外来人员自由进入小区”。受这条消息鼓励，我们就给北七家镇政府打电话，得到的回复是，镇政府并没有下过一刀切的驱逐通知。接着我们又给东二旗新村村委打电话，问他们，人家镇政府都这样说了，能不能放我们进去。
原本以为有希望，可是他们依然强硬，“它(北七家镇政府)妥协，我们也不会妥协的”。我现在担心，如果疫情持续发酵，14天后，他们也不会让我们再回去的。
这两天交涉下来，我有种感觉，我觉得东二旗新村在以很无措很茫然的方式做自我保护，一味地相信，只要把我们这些外地人驱逐出去，他们就是安全的。可实际上，稍微学习一些疫情防控知识，就能发现，这个小区的自治举措里，没几项是真正科学有效的。特别可爱的一件事，第一天晚上，给我们测体温的那个人，照着我脑门测体温，测出来34度3，我当时都乐了。还有最简单疫情防控常识，外来务工者回到北京，流浪在外住酒店，假设这些人当中，有人感染，难道不是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吗。能打的电话都打了，能做的努力也都做了，我们现在在等待“裁决”。
刚才在微博上看到一张照片，拍的是捐给武汉的三箱物资，上面贴了张标签，“日本汉语水平考试考试HSK事务局支援湖北高校物资”，上面还有一行字，写着“加油!中国”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。这两个词突然就击中了我，它们似乎传达出来的美好情感和复杂情绪，让处在眼下境地中的我，愣了好一会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