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年，高考考场。
河南南阳，考生都聚精会神的答题，
只有一个女孩例外。
开考前已反复强调不能用双色笔答题，但她就是用蓝色和黑色笔“双色作答”。
考试规定不允许在密封线外写字，她却直接将笔名“碎心飞魔”，写在了密封线外。
规定不准在试卷上乱画，她却在空白处写上了“建议体会”。
这场考试，她全程没有作答，而是反顺序四科在考卷上写满了自己对“中国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的不满”。
四张试卷，每张两千多字，共写了近8000字。
她叫蒋多多，家住河南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蒋庄村。
蒋家有15亩地，收入只够供一个孩子上学，而家里却有三个孩子。
为了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，父亲做起了兼职保险业务员，每天早出晚归跑业务，家里能下地干活的只有蒋多多和母亲。
这个只有150多人的小村，只出过2名大学生，蒋多多也曾承载着全家的希望。
贫寒之家，父母却勒紧裤腰带让孩子们读书。
从小到大，他们始终叮嘱“好好学习”，因为他们不想女儿和自己一样，一辈子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。
蒋多多很争气，小学到初中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
随后，她考上了南阳八中，一所市级重点高中。
直到高二，她的成绩仍处中上，这让父母满怀希望。
变化，就发生在高二下学期。
一次偶然，蒋多多忽发灵感写了篇小说，她悄悄拿给上大学的表姐看，表姐看后觉得写得不错，提议发给报社看能否发表。
没想到，稿件寄出后，真被一家报社发表了一小段，
这让蒋多多深受鼓舞，她觉得自己“有才华”，其后更生出无限兴趣，并想象着自己可以“出书、当作家。”
于是，进入高三后，她几乎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写作上，全然忘记了学习。
《开学伊始》《天凉好个秋!》《魂断北京城》《睡美人复仇记》《网中人》……一部接一部，所有的作业本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字迹。
她说自己写了“大概100多万字”。
有同学看过她的“著作”后，夸她有才华，
这赋予了她极大的信心。
而同时，她的成绩开始一落千丈，这引起了老师和家长的注意。
其后，老师多次找她，规劝“专心学习，高考后再发展兴趣”，母亲也严厉地要求她“不要再写了！”
但越是压抑，少女的心就越深陷其中。
她表面上收敛，实则暗暗计划着要在毕业前“出书”。
当然，她的“小心思”没有瞒过众人，在遭到了老师、家长的一致批评，她开始“恨”上了高考。
“我这么有才华的人，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高考呢？为什么必须考规定科目呢？如果只考写作多好……”
高考前，蒋多多已自知成绩一定不好，
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——“我要交白卷，要写下万字檄文抨击高考！我要成为0分考生，这样肯定会引起关注，我可能会红，可能会真的成为一名作家！”
高考前一个月，同学们都在争分夺秒备战，
蒋多多却在狂翻报纸，累积“高考檄文”素材。
考试当天，父亲特意准备好陪她去考试，她却断然拒绝了，无奈的父亲只能偷偷地去了，躲在考场外看着女儿，祈祷她一切顺利。
开考后，蒋多多故意用双色笔答题，她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素材一泻而下，反顺序四科倒写，足足写了近8000字来抨击高考。
她故意还将笔名“碎心飞魔”写在了装订线外。
落笔，她自觉十分快意，但走出考场，压力就来了。
考场外，卸下包袱的考生们一身轻松，
蒋多多的心里却开始打鼓。
其他同学们议论着“今年的考题不太难！你觉得呢？”
她只能无比尴尬，因为她根本连题都没有看过。
走出考场，守候多时的父亲迎了上来，关心地问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她怔怔地说不出话，良久终于憋出一句：“考上是不可能了，我自有打算！”
她的打算，其实就是“打工”。
不想回家，不敢面对父母，不愿面对询问。
高考前，她就开始偷偷地攒钱，为了省钱，每天只吃一个包子，父母给的生活费都被她积攒下来，当作出门打工的路费。
填报志愿结束当天，她就独自乘车去了郑州。
到达郑州，已是次日凌晨。
她给在郑州的姐姐打电话，却因关机，联系不上。
于是，她就在郑州火车站的广场上游荡了一个晚上。
第二天，姐姐联系上她，得知她的想法，批评她“太幼稚”，不准她一个人出去。
而叛逆的她，却偷偷离开了姐姐的住处，独自一人前往了山东菏泽。
到菏泽，已是次日凌晨1点，她在火车站枯坐到天明。
车站里，不少来来往往地人问：“小姑娘干什么的？是不是想找工作？”
她都警惕地一言不答。
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，她开始轧马路在市区到处寻找小广告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落脚处，但始终没有结果。
身上的钱花光了，她只好失望而归。
原来，这世上不光是理想和现实间的差距，
现实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同样可以让人崩溃。
回到南阳后，蒋多多不敢回家，整天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悠，晚上就到亲戚家借宿一晚。
甚至有两天，她跑到南阳师院校园，准备在长明灯教室过夜，但因为教室没开，她只好到女生宿舍楼下，坐了两整夜。
那时的她，怀抱希望也备受煎熬。
如果批卷老师不按违纪处理，那自己的事可能就不够轰动，可能就不是0分，那所有的准备和冒险，岂不都白费了吗？
15年后，她回忆当时的情形：
“那一段压力特别大，好几次想死。”
终于，她还是熬到了6月23日，班主任打来了电话。
母亲问：“是不是出成绩了？”
班主任严肃地说：“不是，让蒋多多明天到校一趟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蒋多多就到了校，老师递给她一张“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”，让她签字。
那一瞬间，她几乎跌坐在地上，忙问：
“怎么只有一门违规呢？应该是全都违规啊！”
然后，她颤抖地将自己故意违规的事说了出来，
班主任沉默地看着她，许久叹口气说：
“上级只发了这一门。”
蒋多多急哭了：“不对，我四张卷全用了双色笔，应该都是0分啊！怎么就文综一门0分呢？！”
后来，她才知道，随手做的选择题和违规试卷并不在一起，因此其他三门选择题加在一起得了114分。
蒋多多慌了，她哭着求老师给她指条路，
但事已至此，老师也只能摇了摇头。
蒋多多仍然不敢回家，对父母的愧疚让她无法自拔。
那年夏天，她主动联系了媒体，希望通过舆论能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。
确实有几家媒体来了，但感兴趣的内容并非教育问题，而是蒋多多个人的问题。
父母最后是通过报道才得知了女儿的事，
二老失望后仍表示：“砸锅卖铁，让娃复读一年。”
然而，蒋多多看着满面风霜的父母，最终摇了摇头。
后来，学校和南阳相关部门送来了书，她收下了。
而当地教体局、妇联、乡政府给她送来的衣服和500元钱，她说什么都不收，被硬留下后，她逼着母亲让已经走出很远的乡政府员工冒雨回来，把钱拿走。
那天，她哭得很伤心，边哭边说：
“如果是精神上的鼓励，我心存感激；但物质上的帮助，特别是直接送钱，是对我的侮辱，我不会接受。”
其后，蒋多多曾求姐姐帮忙打印“作品”，并将其中一部分传给了一些出版社，然而却再没有等到回音。
她还曾把小说发到网上，依然水过无痕。
2007年，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蒋庄村。
雨后的田野湿漉漉的，踩过去，两行深浅的脚印。
被疯长的麦苗淹没的芝麻地里，蒋多多和母亲蹲在芝麻地里，吃力地薅着草。
7月的正午，阳光炙热。
阳光下，她满头大汗，两手泥浆。
母亲在旁边催促着：“快点薅，再晚就撂荒了。”
那是19岁的蒋多多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。
转眼15年过去了，
那个爱好写作的重点高中毕业生，再没写过一本书。
后来她早早地嫁了人，婚后生活在农村，
重走着父母曾拼命将她推离的路。
再见蒋多多，她正从繁重的农活中抬起头，
我问她：“后悔吗？”
她怔了一下，几乎是没有迟疑地点了下头。
我问她：“能否看看你曾经写过的书？”
她摇摇头，将眼睛望向面前的田野。
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
不是这样不好，只是她本可有更多选择。
人的一生，看起来很漫长，
但实际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那几个关键点。
我想她真正后悔的，是没多读些历史，否则便知：
在隋唐科举制度出现之前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们就早已垄断了知识，让平民根本无法通过知识改变命运，是科举制度的出现，让寒门士子也可以通过科考改变命运。
高考制度，虽不完善，
却是从古至今，
留给寒门的唯一清晰可见的通路。
